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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院針對吳淑珍案進行最後辯論，檢方罕見的以媒體所採集的資料，來為論告基礎，並以「辜負人民所託」、「貪婪的最後界限是司法」等等感性的訴求，要求法院處以重刑。對於檢方如此深具表演性的論告，肯定成為媒體寵兒，但卻忽略了檢察官該有的論告責任。
在刑事程序的證據調查終了之後，必須由檢察官針對事實所必須適用的實體與程序法等為意見陳述，並必須因此表達求刑的內容，此即為所謂論告。而檢察官必須體認的是，檢方非僅是原告一方，而是具有公益代表人的角色，也因此不能只為入人於罪，而犧牲掉正當程序的要求，其必須站在公眾代表的地位訴追犯罪，卻不能因此犧牲被告權益。也因此，檢察官的論告內容，必須是立基於證據與事實，其所有論證，也必須有法律上的依據，不能是空泛且毫無依據的媒體傳聞，更不能是訴諸想當然耳的感性用語。
誠如辯方律師所言，司法的界限應在證據，不在捕風捉影的傳聞，惜在整個扁案過程中，檢方卻動輒以媒體是瞻，甚而在最後的論告，直接以媒體簡報成為主要內容，若果如此，我國法學教育恐可休矣。
這也更讓人想及日本剛施行的裁判員制度，由於是由市民參與審判，為了防止其受到媒體影響，所以在裁判員選任階段，即會經由書面、言詞的方式，來排除受到影響者參與，而在選任之後，雖無法限制裁判員觀看相關的媒體報導，同時基於報導自由，也無法禁止媒體報導，但卻在審理過程中，嚴格禁止媒體對於裁判員的接觸，同時在公開審理之前，裁判員也不得接觸來自於檢方與辯方的資料，裁判員本身亦不得對外發表或洩漏相關資訊，若有為違反不得接觸者，也有相應的刑事處罰。同時，藉由一個案件必須在三到五日集中審理與評議下，也可以避免長時間審理所造成的媒體效應，而可以使檢辯雙方是在一個公平法院內，進行最純粹的事實找尋與法律辯論，而非媒體審判。
貪婪確實不能沒有界限，司法也確實是最後的防線，但這道防線必須是建基在證據，而非訴諸感性的簡報上。（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轉載自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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