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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底七月初，我應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邀請訪問台灣。在臨行前夕，一直在與允晨文化的廖志峰兄商討新書《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的事宜。廖兄傳來他的一篇文章《青春是一個短暫的夢》，原來這是他為陳文成基金會舉行的“我的三十一歲”接力串寫活動所寫的徵文。這篇文章讓我很感動，接著我便點開後面基金會的網址，讀到了各色人等寫的文章，有的是不到三十一歲的人展望自己的三十一歲，有的是過了三十一歲的人回憶自己的三十一歲，而二十八年前生命定格在三十一歲的陳文成博士，始終是大家的一個凸顯或潛在的參照系。那時，我就想，我也來寫一篇吧，也许我是惟一的一名中國大陸的作者。
一波三折的赴台訪問終於成行，在與民主基金會的副執行長楊黃美幸女士見面的時候，我們談到了當年台灣島內和海外的黨外運動，楊黃美幸女士本人當年也是旅美台灣中的一名活躍分子。她告訴我，在海外的台灣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便是陳文成博士，他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以生命殉自由，開啟了台灣新一輪的民主浪潮，以成為台灣人權運動中的一塊奠基石。楊黃美幸女士是陳文成基金會的董事之一，她強烈建議我有時間一定要去陳文成基金會訪問，還可以觀看陳文成生平事蹟展覽。
湊巧的是，訪台的第二日，廖志峰兄便與陳文成基金會取得聯繫，下午帶我去基金會，做一個介紹劉曉波和《零八憲章》以及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狀況的小型座談會。基金會的負責人林世煜和胡慧玲夫婦熱情地接待我，並贈送我一些關於陳文成基金會和當年黨外運動的書籍資料。參加會議的還有當年曾經在美國刺殺蔣經國的黃文雄老先生，如今他是大赦國際台灣分部的負責人。他溫和地微笑著，走在街頭，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老人就是當年“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勇士。我首先向大家播放了一段劉曉波先生在被捕之前的一段錄影，這段錄影專門是為國際筆會的大會錄製的，劉曉波十多年都不能出國，雖然他身為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卻無法參加國際筆會的大會，故而只能以一段錄影向大會致意。當我介紹到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當局瘋狂打壓異議人士的情形時，在場的台灣朋友個個有時空交錯之感，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八年前陳文成博士遇難的時刻。
陳文成在台灣長大，後赴美留學，為美國永久居民，任教于卡內基美侖大學，長期批評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一九八一年，在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相繼發生的白色恐怖之中，他回到台灣做研究，並為人權而大聲呼籲。隨即遭到警總拘留審問，隔日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的草坪上。年僅三十一歲的陳文陳博士，就這樣為理想而信念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國民黨當局試圖以自殺或意外事件來結案，引發民間的抗議和聲討。此案與林宅血案一樣，長期未告破，成為台灣社會轉型正義的過程中的重大缺憾。二零零零年，陳文成事件調查工作小組指出，當時警備總司令汪敬煦、兩名國安高官及兩名國民黨幹部涉案，但事件具體的來龍去脈仍然是一個謎。林世煜先生告知，最近研究人員又發現了警總審訊陳文成的筆錄，此案將有相當之進展。果然，次日我去宜蘭拜訪林義雄先生歸來的路上，在汽車站內的電視上便看到此段新聞報導，還有陳文成的妹妹接受採訪的畫面。願真相早日揭示，願陳博士早日瞑目。
三十一歲的生命，如廣陵散一般戛然而止；三十一歲的生命，如彗星般一閃而過。然而，陳文成的生命卻在我們的生命中延續，就像二二八的受難者，就像自焚的鄭南榕，就像天安門的遇難者，他們向死而生，他們雖死猶生。那麼，我的三十一歲呢？那是五年前，“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我在上海，復旦大學附中的黃玉峰老師與我相約一起去拜訪上海文化界的元老王元化先生。前日晚上我們通了電話，次日早晨，幾名便衣員警就闖入黃先生的辦公室，質問他說：“你為什麼要帶餘傑去見王老？這是不可以的。”黃先生在文革中便已經坐過黑牢了，哪里會害怕他們呢，便義正詞嚴地反駁說：“我跟餘傑去見誰，是我們的公民權利，我是懂法律的，這跟你們無關。”對方悻悻然地離去了，臨走還拋下充滿威脅的話：“你們實在要去的話，路上的安全問題你們自己負責。”黃老師仍然帶我一起去拜訪王老，在計程車上，他不斷地四處張望，我還不明就里，因為他是事後才將這段經歷告訴我的。黃老師說，他當時還寫了一張簡短的字條留給妻子，告訴妻子萬一我們出了事，必定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想想也有些後怕。次年十二月，我與劉曉波、張祖樺因為計畫起草一份《中國人權狀況報告》而被員警傳訊，在持續十四個小時的審訊中，有一名滿臉橫肉的便衣兇神惡煞地恐嚇我說：“我們這個部門的力量比KGB還要大，我們可以製造一起車禍讓你從人間蒸發，沒有任何人可以查得出原因來。”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共產黨有什麼壞事不敢幹的呢，如同它在彼岸的難兄難弟的國民黨？一年前的上海，特務們早已發出過同樣的威脅。如果特務們真的那樣幹了，我會不會成為中國的陳文成呢？
沒有人熱愛死亡，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生命在三十一歲那年中斷。陳文成是一位多麼優秀的青年學者啊，他的美國夢早已實現，有穩定的教職，有前途無量的學術道路，有妻子與孩子，有房子與車子，為什麼他不安享這一切呢？
因為人活著，不單單靠糧食，不單單追求物質。人還需要自由與尊嚴——不僅僅是自己的自由與尊嚴。
後來，黃玉峰這位復旦大學附中最受學生愛戴的語文老師，平平淡淡地告訴我說：“我們不能被恐懼壓倒，所以我們一定要按照原來的計畫去見王老。”我想，這也是陳文成博士即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回到台灣的原因吧。他在美國確實可以安享自由，但在台灣，還有那麼多不自由的同胞，那麼多被恐懼所奴役的同胞，能夠將他們遺忘嗎，能夠說他們與自己沒有關聯嗎？
是的，我們中國人很羡慕已經實現了民主化的台灣。台灣社會相對穩定的民主制度，堪稱華人世界的燈塔。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中國為什麼仍然深陷於專制的泥沼之中？除了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加兇殘之外，也有我們自己的原因啊——我們的怯懦，我們的冷漠，我們的自私，我們的虛偽，我們沒有我們的陳文成，我們沒有我們的鄭南榕，我們沒有我們的殉道者。
僅以我對海外台灣人和大陸人的觀察而論，兩者便有天壤之別。在海外的台灣人當中，有陳文成，有黃文雄，有怒髮衝冠者，有易水高歌者，有撫屍哭叛者，有“雖千萬人，吾往矣”者。他們為台灣的尊嚴和自由而戰，他們愛的是台灣的土地與同胞，而非竊取神器、口含天憲的獨裁政權。而在海外的中國人當中，有見利忘義的海歸，有愛國愛到喪心病狂的憤青，他們從來不會去關心四川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學生和食用三鹿毒奶粉死去的嬰孩，他們只會舉著血淋淋的旗幟去歡迎胡錦濤和溫家寶。
六四屠殺之後，差不多有十萬中國人在美國領取了綠卡。但這些拿著“六四血卡”的中國人當中，有幾個人對六四念茲在茲呢？其實，他們不必像陳文成那樣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需要去做的，僅僅要給天安門母親寫張安慰的卡片、每年出席一次六四燭光晚會而已，但有幾個人這樣做過呢？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還主動將六四變成一個言論的禁區，誰談及六四便給誰扣上不愛國的帽子——雖然是在言論自由的北美和歐洲。這樣一個族群，配享有自由嗎？
中國人當中應當出現自己的陳文成。我並不是希望陳文成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我是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具有陳文成的心志。否則，我們就只配接受奴隸的命運。正如我三十一歲的那一年，在上海，車禍並沒有發生，特務們的恐嚇沒有實施，而在此後的五年裏，我繼續寫作，在特務們圍繞在我家門口的時候更加思如泉湧地寫作。當我去殷海光故居參觀時，發現先生當年也是如此寫作，門外有一群特務在梭巡不已。那麼，今天，我的筆能在帝國的鐵幕上撕開一道小小的口子嗎？
那一年，我在上海的旅途中，特務們像烏鴉一樣跟著我，但我就當他們根本不存在。我體驗到的上海與別人體驗到的上海完全不一樣——別人的上海是燈紅酒綠的，紙醉金迷的，是中國最為“國際化”的大都市。许多台灣人甚至將上海當作他們的後花園，在上海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上海畢竟不是台北，中國畢竟不是台灣。
如今，在二二八紀念館中，我讀到了詩人李敏勇為二二八寫的一首詩《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我最喜歡這樣的句子：“讓我們種下一棵樹/不是為了記憶死/而是為了擁抱生……讓我們種下一棵樹/做為亡靈的安魂/做為復活的願望/做為寬恕的見證/做為慈愛的象徵/做為公義的指標/做為和平的祈禱。”我為我的三十一歲與陳文成的三十一歲，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的重合而榮幸。也祈願陳文成短暫的人生，能夠成為這樣一棵鬱鬱蔥蔥的大樹，給我們以遮蔽與鼓勵。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200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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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曹長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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